一个美国法官去世,为什么中国人刷屏纪念

?杰弗里图宾

淡豹(译)

当地时间年9月1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去世，白宫降半旗致哀。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中国媒体也频传消息，多篇纪念金斯伯格的文章更是连连刷屏。

金斯伯格究竟是何人？她的离世为何引发美国社会震动，还令不少中国人唏嘘不已？本文或许可以提供一种解释。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在充满性别歧视的年代，通过个人奋斗达到美国法律金字塔的顶端。她不断为男人和女人并肩合作、以男女平等为基本原则的目标而斗争。在保守派长期控制着美国最高法院的日子里，金斯伯格的存在，将自由派团结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最高法院，进而影响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变迁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美国最高法院由5名保守派大法官和4名自由派大法官组成，金斯伯格的过世意味着大法官位置出现空缺，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可能会再任命1名保守派人士，使美国最高法院进一步“右倾”，这将对未来的美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原载“纽约客”（年3月11日），转自淡豹豆瓣页面，仅代表作者观点，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拟，供读者参考。

金斯伯格大法官

如何改变了美国最高法院

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法官有种令人畏惧的威严感，如同一位正襟危坐的女皇。金斯伯格相当小只，身高一米五二，体重90斤。脸上没有表情的时候，她嘴唇绷紧，像是在怀疑什么。她着装有贵妇人的雍容，经常穿戴的是她从全球各地带回来的有异国风情的服饰；有时，在室内她都戴长手套。谈话时，你必须作好她可能会在开口前停顿很久的准备。她的这个习惯容易令人紧张，尤其在最高法院，在那里沉默本来就像扩音器，让人意识到时钟的每秒滴答。为此，她手下的职员找到了一种应对之道：讲话后停两拍，数够两次“密西西比”，再接着说下一句。金斯伯格的停顿习惯与年龄无关。这就是她的习惯。

金斯伯格以斟酌寡言著称，但这其实有点令人意外，因为在目前的最高法院诸位法官中，她恰巧在诉讼方面最有成就。首席大法官小约翰格洛佛罗伯茨在成为法官前，比金斯伯格辩护过更多最高法院的案子，但他所处理的案件的重要性远不及金斯伯格。在七十年代，金斯伯格辩护过最高法院历史上几个最重要的女性权利方面的案子，她私下里略带踌躇的慎思作风并未阻止她面对最高法院的法官席，奋力推动女性权利。在那些日子里，金斯伯格就是先锋。年，43岁，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她，在最高法院作完整辩护，当时的首席法官沃伦厄尔伯格介绍她时，因为搞不清称呼方式而结巴了——“巴德夫人？还是金斯伯格夫人？”女性律师在那个时代还是稀罕事，更不必说冠双姓的女律师了。也是这同一个案件中，在辩护后期，波特斯图尔特法官犯了类似的错误，称她为“巴德夫人”。

在那个阶段，当她有一次与女学生同去法庭时，她们极力主张她该坚持让法官们用“女士”而不是“夫人”称呼她。这个不以婚姻状态称呼女性的方式在当时刚出现不久。金斯伯格告诉我她对学生的回答：“我决定不在称呼方式上大惊小怪。就称呼方式辩论，那并非我出庭的原因。”她一贯自豪于自己对“哪场仗更该打”的判断力。（她赢得了年那个案子，她在最高法院辩护还辩护了另外五个案件，并赢了其中四个）积极推动变革的她当时占据了天时，她将关于女性权利的案件带到最高法院面前时，最高法院恰恰愿意作出对她那一方有利的裁决。

(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

作为法官，她面对的时机则不是太好。年是她在克林顿总统提名下获得最高法院法官职位的第二十年。这期间最高法院始终由保守派控制，这种情况下，她在很多最重要的案件中都是异议分子，少数派。在年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大法官退休后，金斯伯格已成为法院自由派四人帮中最年长的一位（另外三位分别是斯蒂芬布雷耶、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和艾蕾娜卡根）。她比史蒂文斯大法官更有力地将四位法官团结在一起，让自由派发出一致的声音，尤其在他们持异议时。去年，金斯伯格为最高法院对《平价医疗法案》的历史性判决，写下了恐怕是她职业生涯中最有力量的一份意见书。她认为该法案符合宪法，是国会在宪法的贸易条款下合理行使权力；她的解释和赞成是响亮的辩护，让这一任政府获得权威依据，得以在社会福利问题上立法。

然而，如今公众最关心的是金斯伯格的年纪。在她即将八十岁的这一年，每个人都在猜她预备什么时候从最高法院退休。

▍一

最高法院法官可以从史密森尼博物馆的艺术品收藏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作品，摆放在办公室。大多数法官的艺术选择都安全、容易预见，例如选往届法官的肖像，不然就是风景画。吉尔伯特斯图尔特为乔治华盛顿画的一副肖像最近从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的房间转移到了约翰罗伯茨大法官那里。金斯伯格则不然。她喜好简洁的现代派艺术，例如上世纪中叶美国画家本卡宁汉和马克斯韦伯的作品。她最喜欢的一幅来自于约瑟夫艾伯斯令人印象深刻的系列《向正方形致敬》，几年前，史密森尼博物馆收回她办公室中那幅去巡展，她就从同一系列中又挑了另外一幅。

鲁斯巴德并不是在精致的艺术品味中长大的。她在大萧条最深重的时候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父亲是个毛皮贩子（你能想像，大萧条时买毛皮的人相当有限），母亲西莉亚巴德则因癌症一直缠绵病榻，去世于鲁斯高中毕业的前夜。鲁斯读了康奈尔大学，在那里遇见了比她年长一岁的马丁金斯伯格（朋友称他为马蒂），二人在她大学毕业后结婚，那是年。

结婚五十年时，金斯伯格法官在最高法院为她各个阶段的法律助理办了一场聚会。当众人聚紧，她丈夫走向她，双臂将她拥起，在她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在她后背上粘上一张纸，上书“女王殿下”。和鲁斯不同，去世于年的马蒂爱社交，好开玩笑，很擅长烹饪。他也是位很有成就的律师。“通常都认为他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税务律师”，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庭法官劳伦斯西伯曼表示。马蒂常常将自己的职业角色形容为，“我将职业生涯中不成比例的巨大部分，贡献给了帮助理应富有的人免于将财产交至穷人和受欺压者手中这项事业。”在二人婚礼前，未来婆婆给了鲁斯下面这项建议，她后来经常向别人讲起，“每个好婚姻的前提都是，你得偶尔装聋卖傻。”讲起这段轶事时，鲁斯有时会加上一句，“在最高法院，也是一样。”

离开康奈尔后——对马蒂来说，也包括离开军队后，他就是在俄克拉荷马的一个军事基地，跟着烹饪指南书学会做法国菜的——两人一起入读哈佛法学院。那几年相当艰苦。他们边完成要求极高的学业，边照顾襁褓中的女儿简（主要是鲁斯），之后马蒂又诊断出睾丸癌。他康复了，毕业了，两人搬去纽约，他加入WeilGotshalManges事务所。第二个孩子詹姆斯于年出生。

鲁斯的法学院第三年学业是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哈佛时任法学院院长拒绝授予她学位，虽然她大多数课程完成于哈佛，因此她算作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此后的几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包括金斯伯格目前在最高法院的同事艾蕾娜卡根法官，曾提出希望纠正这一错误。“马蒂总建议我拒绝，”金斯伯格告诉我，“不如等学校授予我荣誉学位。”这在年成为现实，和她同时接受荣誉学位的另一位是普拉西多多明戈。金斯伯格对歌剧的热爱几乎和对法律的热爱一样深厚。在学位授予仪式上，多明戈为法官骤然高歌一支夜曲，记录这一幕的照片至今都摆在金斯伯格办公室的壁炉架上。“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她说。

虽然于年毕业时，金斯伯格在同年法学院学生中成绩最优秀，她却连一项工作机会都没有得到。七年后，同为女性的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时，也面临同样的处境。金斯伯格拼命找工作，一位欣赏她的教授杰拉德冈瑟几乎是逼迫曼哈顿一位联邦法官爱德华帕米瑞雇佣了她。“冈瑟告诉那位法官，假如他不给我一次机会，他就再也不会把任何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推荐给他了”，金斯伯格回忆。之后，金斯伯格开始为第一个工作项目学习瑞典的民事诉讼法，为此她学会了瑞典语。她在纽瓦克的罗格斯大学法学院教诉讼法，于年获得终身教职。

▍二

在流行文化想象中，六十年代是自由派的年月，尤其在厄尔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的高等法院。在这种想象里，“反动势力”是到七十年代才掌握大势的，以沃伦伯格在年成为首席大法官为开端。但是，假如将女性主义问题纳入考虑，趋势则恰好相反。沃伦法庭在民权问题上持自由主义立场，却对女性权利充满敌意。在年，佛罗里达州立法，使参与陪审团成为男性公民的法定义务，却不包括女性公民。那年的晚些时候，在Hoytv.Florida一案中，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全体通过了一个全部由男性组成的陪审团作出的裁决，宣判一个被控谋杀她丈夫的佛罗里达女人有罪。根据这些法官的说法，佛罗里达州对女性公民的陪审团义务作区别对待，是因为“女性是家庭生活的中心”。

“我认为，他们在歧视女性时，根本不觉得自己在歧视女性，”金斯伯格这样评价沃伦时代的法庭。“那些人认为自己是好丈夫好父亲，他们不认为女性遇到的那些障碍算是歧视。他们真的打心眼里相信那种‘保护性观念’，也就是说，对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对待是一种对女性的福利，是保护女性的举措。当时的社会进步还没有巨大到足够撼动最高法院立场的程度。”之后，是社会进步带来了最高法院的进步。“那正是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之交时发生的事。”

这个观点看起来普通，其实却充满争议。在金斯伯格服务于最高法院的这些年中，占主导地位的法律理论是原旨主义，这种理论认为应当按《宪法》在18世纪制订时的涵义来理解它。斯卡利亚大法官是这一派别的主要理论家，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宪法》已死”，也就是说，它的涵义不应当随时间改变。

我问金斯伯格是否真有人认为《宪法》只具备它于年时的涵义。

“没有人真的彻底那样认为——没有人，即使是我亲爱的同事，你知道，”她这样指代斯卡利亚大法官。“想想残忍的、不常见的刑罚吧，去威廉斯堡的监牢看看。我们再也不把人囚禁在畜棚里了。对今天任何人来说，抽谁二十鞭子、或者因为哪个人偷了一匹马就吊死他，这都算是残忍的、不常见的刑罚。”她继续说，“我认为在一个意义上，我也可以算作是原旨主义者：我认为宪法应当保持制订它的那些伟人的期望，即它应当能随时间流逝，始终葆有治理的效力。当年，那些伟人所期望的正是如此，他们希望它可以为政府提供一个能够长期存续的工具。”

我问，她的这一取向是否会给予法官随当下政治的时局变幻来解释宪法的权力。

“《独立宣言》的作者本人蓄奴，然而这篇宣言是最伟大的呼吁平等的作品，”金斯伯格回答。她相信，在今天，托马斯杰斐逊会说，“平等观念需要随社会变迁而逐步进步，我们属于普通法传统。就像正当法律程序的观念随商法的发展而发展，之后便出现了人人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的观念。”

▍三

在七十年代，作为教授和律师的金斯伯格将精力奉献于证明“《宪法》根本未死”。她努力劝说坐在最高法院审判席上的那九位男性，在历史上第一次认定应依据第十四修正案中的下述条款，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而不仅是禁止种族歧视：“没有任何一州可以否认...人人都有平等地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为达到这一目标，她首先从萨莉瑞德的案件入手。

瑞德生活在爱达荷州，是位以照料残疾人为业的单身母亲。在年3月29日，她十多岁的儿子斯基普在探访他父亲西斯尔时，用一把来福枪开枪自杀。萨莉对死亡原因有所怀疑，因为西斯尔申请获得儿子的保险政策赔付。斯基普死后，萨莉申请由自己而非西斯尔成为他财产的管理人。爱达荷法院否决了她的要求，基于一条州法律的规定：在此类争端处理中，“必须男性优先，而非女性。”

这时，金斯伯格是女性运动在法律领域内的领袖，尤其当她于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之后。她联合她人，创办了第一份探讨女性问题的法律评论杂志《女性权利法律报道》，并合作编纂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本案例书。同样在年，她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联合创立了女性权利项目。当萨莉瑞德的案件到达最高法院时，金斯伯格主动要求为此案写案情摘要。

“近年来，在美国产生了一种对女性地位的新的评价，”这份摘要陈明，“在兼由男女两性别组成的女性主义者推动下，法庭和立法部门已经开始认可女性的如下要求：她们要求在“人”的类别中获得完整成员权，有资格获得正当法律程序所保证的生命与自由权利，以及平等的法律保护。”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在瑞德案中立场一致，首席大法官代表全体法官为案件写下意见，推翻了爱达荷法条，认为其“正是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所禁止的那种武断的法律选择。”换言之，性别歧视是违宪的。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的教授苏珊德勒罗斯也曾在那一时期作为律师参与性别歧视案件，她如此评价金斯伯格，“她使最高法院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对性别歧视毫不插手——而且还带着种傲慢的态度对待性别问题——到一种新的最高法院，一项接着一项地否定对两性作出区别对待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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